最近国内文坛炮声连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获奖感言被翻了出来，这其中的一个引爆点是莫言讲的一个故事。
在莫言的故事中，描述了：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其实，莫言在获奖感言中总共说了四件事，分别是“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和“最后悔的一件事”。通过这四件事，莫言描绘了一个黑暗、痛苦、贫穷、扭曲、变态的中国社会，也同时塑造了一个道德完人“我母亲”。
我们看看这个“我母亲”有哪些道德特质：
对亲人之爱：当孩子把家里的贵重物品“暖水瓶”打破后，这位母亲没有丝毫的责备，而是极力安慰爱抚；
对他人的博爱：把自己孩子一年难得吃一次的饺子，给了乞讨者；（莫言笔下的这个乞讨者不像是60年前的，反而更像是现在的一些“假乞丐”。凡是经历过那些年的人都知道，当年的乞丐是真的要饭，走到门外，轻轻敲门，户主如果有剩饭剩菜，就拿一些倒在乞丐的碗里，乞丐就会真诚地道谢。哪里会有这种强行讨要水饺的，这估计也是莫言为了强调故事的冲突性，特意编造的。）
道德洁癖：因为卖白菜多算了别人一毛钱，其母痛哭流涕，感觉丢人至极，可见这位母亲宁可挨饿受贫，绝对不会占别人的便宜。
在《吕氏春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爰旌目不食盗食》，说东方有一个叫爰旌目的学士，要去其它地方旅行，可在路上因为没有食物，已经快要饿死了，在狐父这个地方，有个强盗叫丘，见到饿倒在地的爰旌目，就拿来一些食物喂给他吃。爰旌目吃了三口以后，清醒过来，就问丘：“你是什么人？”丘回答说：“我是狐父人，名叫丘。”爰旌目说：“哎呀，你不就是那个小偷吗？为什么还喂我饭食呢？我是个讲仁义的人，不吃你送来的饭！”说罢，他便两手趴在地上用力呕吐，吐不出来，喉咙里格格作声地趴在地上死去了。
莫言描述的“我母亲”，是否有这位爰旌目的风骨，宁死也不吃得来不正的食物。
宽恕之心：其母因为偷麦穗被看守人打了，多年后莫言想报复打人者，被其母阻止。
如果单看这几点，莫言笔下的“我母亲”就是一个道德完人，但在同一个故事中，为了突出其童年的痛苦，却让一位有道德洁癖的“我母亲”去偷集体的麦穗，这是不是和前面的高尚人格自相矛盾呢？一个连多算了别人一毛钱都会痛哭流涕，感觉极其丢人的道德完人，会去偷东西吗？
而且，对于莫言想要报复打人者而被其母阻止的情节，也是极其不合逻辑。
按照莫言自己的描述，在21岁前都是在故乡生活的，那个麦田看守人是和他居住在同一个大队的，在这十几年中，身怀大恨的莫言竟然一直没有遇见过这个“仇人”，直到那个麦田看守人成为白发苍苍的老者时，莫言才会与母亲同时与其偶遇，并展现了其母的宽恕品格。
总之，认真看过莫言这篇获奖感言后，唯一的印象就是这又是一篇“小说”，而不是真实的记录，其目的就是为了展现中国社会的黑暗、丑陋和“我母亲”的光明、高尚。
莫言这个感言发表于年，而另一位因为获奖感言出名的作家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阎连科。阎连科教授获得的《纽曼华语文学奖》档次较低，是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美中关系研究所于年设立的一个专门针对华语的文学奖。这个奖本应是每年评奖一次，但实际却变成不定期开奖，有时候隔1年，有时候隔2年，有时候隔3年，可见这个奖项的随意性。
但从这几年的评奖风格来看，也是以展现中国的愚昧、黑暗、灾难、痛苦等题材为主，只有符合这个标准的才能入选。不过搞笑的是在年第一届评奖时，把金庸先生写于年的《鹿鼎记》列入候选名单，估计只是蹭金庸的流量，来提升这个奖项的名气。但遍寻金庸的作品，实在很难找出符合他们评选标准的作品，也只有《鹿鼎记》描述了一些“丑恶”吧。
在阎连科的获奖感言中，他也描述了一位母亲，似乎“母亲”是作家们特别擅长抒发感情的一种角色。“在那个村落里，有位母亲七十多年来，无论是在电视上或是村人的谈论里，当大家看到或谈到中国与日本的仇杀历史时，那位母亲总会记起年，日本*队从中国败退时，一位穿着破烂、身上挂彩的日本士兵，拄着拐杖从口袋里摸出一颗小糖给了她。这位母亲说，这是她人生第一次吃到的糖，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种叫糖的东西，竟然那么甜。所以她终生记住了糖的味道和那张流血的日本士兵的脸，终生都渴望还给那个日本士兵一些什么去。”
与这位懂得感恩的“母亲”对比，阎连科还在这份获奖感言里描写了一位好战的大伯，他终身只关心与美国大战一场，以及一位疯狂地想用核武器毁灭世界的邻居。
通过这些描述，阎连科想告诉美国人什么？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是有恩的。我们只记得日本对中国的伤害是不正确的，我们应该记住日本人的恩情。
中国人是好战的，哪怕是最基层的农民也时时刻刻想着与美国大战一场。
中国人是极端、疯狂和毫无人性的，一个基层农民都在时时想着如何毁灭世界。
这就是阎连科教授想要告诉美国人的。
另一位中国作家方fan，在武汉疫情爆发期间，通过坐家空想，写了一本日记，本来只是一些网络小段，但由于受到欧美的青睐，便飞快地出版成书了。而且这本日记也受到了诺贝尔奖的青睐，成为候选作品，大概率后续会获得该奖。
在这本日记里，方fan描述了一个恐怖、冷漠和毫无人性的场景，“而更让人心碎的，是我医生朋友传来一张照片。让这些天的悲怆感，再度狠狠袭来。照片上，是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手机，而他们的主人已化为灰烬，不说了”。
满地手机的情节描述已经被很多事实打脸了，但对方fan来说这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想要投效的人已经看到她的投效了，并且已经投喂了面包，后续只要继续努力投效，还有可能投喂更美味的火腿。
在看了三位作家的投效文学后，偶然翻看这三位作家的简历，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有很多共同点：
1、他们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莫言和方fan是年出生的，阎连科是年出生的；
2、他们都是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很早就进入体制，比大多数中国人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3、他们的文学风格相近，都是以描述中国的丑陋、愚昧、扭曲、黑暗、灾难、贫穷等一切负面的东西为特色的，这个创作方向也是最受到西方欣赏的。
比如莫言的作品《红高粱》、《檀香刑》、《丰乳肥臀》、《酒国》、《生死疲劳》、《蛙》等莫不如是。
其实，类似这三位投效文学大家的作家还有很多，只不过可能是因为他们投效的不够努力，不够深刻，不够无底线，才没有获得丰厚的投喂。
不过，通过这些事，倒是让更多的中国人，看清了投效文学的本质，也看清了这些投效作家的嘴脸。
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