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端午节时，古人会佩戴一些含有“护身”寓意的物品。如果旨在驱除邪祟，便叫作“法物”；旨在装饰，便称为“饰物”。
端午节的配饰，原来是法物居多，不过法物与饰物的界线难以截然二分，法物日久便失去其意义，逐渐变成饰物。
例如五色缕、香包、彩葫芦等，它们的辟邪功能，有的来自于神话、传说；有的来自于其填装物的实际效用；有的来自于宗教法物的转化。
正是这些特殊的物品，为端午节添上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端午粽子五色缕
五色缕，由赤、青、白、黑、黄五色丝缕制成，又有“长命缕”、“辟兵缯”、“朱索”、“百索”等称谓。
关于它的称谓与功用，在汉代之际已有记录，至南北朝、唐宋仍见此风，但样式历代略有差别。
《后汉书》说“朱索”并非汉朝创始，先秦已有成例。汉代的人们综合历代遗制，在五月五日，揉五色成“朱索”，并连桃印，悬于门户——象征把鬼物邪气捆绑起来，再以桃印压服。
随着时代的发展，五色缕的使用方法也逐渐脱离桃印，而单独使用。除了饰于门户，亦可系于手臂。
《后汉书》南北朝时期的女子，以五色丝染练成日月、星辰、鸟兽之形状，上刺文绣、金缕，系于臂上。可见，五色缕的制作日益精细，其用途除了辟邪鬼物与瘟疾，也越来越追求美观与装饰之功能。
五色缕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名称则随时空的变迁略有不同。至明代，人们以“端午索”称之，使用方法也略有出入，可系于手臂或脚胫，亦可挂于颈项，但其实都是同一种东西。
现今端午的五色缕，即承汉制而来。它的本意在辟邪，进而有纳吉之意。但由于样式发展至后来越形精巧，辟邪物日久便淡化其意义，反而成了装点的饰物。
五色缕香包
端午节前后，正值仲夏疾疫与毒虫盛行的季节。由于香包具有驱毒防疫、防病强身之效，便成为夏季个人随身保健物品。
香包又称为“香馨”、“香囊”，是端午节的特殊配饰。香包多制成囊状物，内塞棉花，且沾些檀香、雄黄粉之类的粉末，再缝合成为立体造型，以驱除虫害。
中国人佩戴香包的历史久远，屈原曾写道：“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江离、辟芷、秋兰均是香草。这说明，在屈子所处的战国时代，人们已有佩戴香包的习惯。
屈原剧照但现有关于古代节日的史料，如《荆楚岁时记》、《岁华纪丽》、《岁时广记》等，在描述端午节时，皆不见“香包”、“香馨”、“香囊”之称。我们只能从其形式与功能，找到相似的佩戴品。
如《岁时广记》中提到的“道理袋”，“道理”即是“稻、李”的谐音。南方地区到了五月便有早稻收获，李亦是端午节前后盛产的水果。古人装稻于袋，配以李，蕴含着“尝新”的古意。
如果在绣囊内装入雄黄或五谷，佩戴之，亦有避毒的作用。
端午时节，天气炎热，正当五毒、诸疾盛行之际，而佩戴香包又可有驱虫避秽的功效，所以人们在制作端午节香包时，强调添入苍术、白芷、菖蒲、雄黄、樟脑、檀香等植物，以增强辟邪解毒的功能。
李时珍画像根据《本草纲目》所载，香包里所包裹的植物，多具有两个特性：其一，多数具有浓郁的气味；其二，皆具有药效，其药性以克制夏季容易生发的疾病为主。
故端午节的香包，佩戴在身上，不仅美观，行走之间，又有香气袭人，同时亦具有防虫之效，实为美观又实用的小物。
彩葫芦
彩葫芦也是端午节除瘟去病的饰品，多用彩纸折叠、剪裁而成。
葫芦在道教中具有特殊地位——它是仙境的象征。
在《后汉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费长房在市集中偶遇一老翁悬葫芦卖药，市集结束后，老翁便跳入葫芦中。之后，费长房随老翁进入葫芦，发现葫芦内“玉堂严丽，旨酒甘肴”，别有洞天，老翁自称“我神仙之人”。
可见，葫芦正是人们对仙境的追求。
南极仙翁在道教中，葫芦常与灵药相关，是仙人随身携带的法器，例如铁拐李、南极仙翁等，他们身边都有药葫芦、酒葫芦。
葫芦的形象用在端午节，是古人试图借着其辟邪的象征，来避鬼收瘟。
端午彩葫芦多用纸剪雕而成，葫芦的基本造型象征“福禄”，其上还刻雕出莲花、双鱼、寿桃、牡丹等象征吉祥平安的图案。
端午彩葫芦亦可剪出艾草、老虎、宝剑的样式，加强它辟邪的效用；或配以蝎子、壁虎、蜈蚣、蛇、蟾蜍或蜘蛛等毒虫图案，且葫芦口朝下倒贴，以示收服五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