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继与反惯性：
从叙事方式看莫言小说的“劳动”叙事
周文慧
莫言采用传奇化和诗化的叙事方式进行“劳动”叙事。他将劳动技艺传奇化，将劳动过程离奇化。他既使用夸张、衬托等传统手法表现劳动传奇，又将超现实主义及陌生化等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和儿童叙事视角引入劳动叙事，探索了传奇叙事表现的新途径。莫言从意象、意境和语言风格等叙事方式上诗化表现劳动，从客观的劳动过程和劳动技能中发现诗意，尤其在沉浸式的劳动体验和超越苦难式的劳动体验中找到诗意。莫言的“劳动”叙事体现对小说传奇化和诗化叙事传统的承继，也暗含其反惯性的叙事策略和精神探索。
莫言小说；“劳动”叙事；叙事方式；传奇化；诗化
莫言的人生经历决定了其小说创作的叙事内容，进而影响叙事方式的选择。莫言年出生于山东农村，自年辍学至年参*期间的十年时间在乡务农。在这段时间中，莫言从一个只能为生产队放牛放羊的不被认可的孩童成长为参与种地、割麦等田间劳作的壮劳力。这段农村劳动生活给莫言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乡村生活记忆，成为他日后创作的文学富矿，为其提供了丰沛的创作资源，并促使其形成鲜明的农民本位意识。在他的新诗《七星曜我》中，他写到童年打铁的经历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好的小说里总是有作家的童年。”也正如张志忠教授所言，他是“从里到外地打上农民印记的作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上仅见的农民作家。这不仅在于他对农村的熟稔，更在于他有农民的血统、农民的气质、农民的心理情感和潜意识”。
莫言的文学创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社会历史的重大变化让莫言对“劳动”形成了批判的、独立的认识，表现在小说中的“劳动”叙事是以劳动为主题，覆盖劳动内容、劳动活动、劳动场景等客观存在及劳动心理、劳动态度等主观认知的文学叙事。莫言不仅描摹砸石头、割麦、选种、开犁等劳动场面，而且描绘挖土抡锨、犁铧耕耘、蒸甑酿酒等丰富多彩的劳动内容。莫言还写农民愉悦的劳动心理。尤其在《麻风的儿子》中写到人们割麦，“略有些气力、技艺的人都想在这长趟子的割麦中露露身手”，正如莫言所言“割麦子实际上在农村是会友炫技，像武林中人炫耀武艺一样”，在艰难的生活中这种生命体验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生存需求，体现为对精神愉悦的追求。
在莫言的笔下，劳动既是一种满足简单的生存需求的个体生命活动，也是一种满足精神需求的生命体验。莫言的“劳动”叙事回归到劳动的本质，即对乡村劳作的叙事，他以农民的情感与思想书写劳动，用敏锐的生命感觉体验劳动，展示出一份独特的“劳动美学”，体现了传奇化和诗化两种美学品格。
一
传奇化的“劳动”叙事
传奇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种文体，后来则演变为一种叙事手法和叙事模式，它是小说文体概念，也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传奇化是指运用夸张、变形等手法将平淡的故事变成极富吸引力的精彩纷呈的故事，故事的主体不变，但故事的艺术魅力却成倍增加。纵览莫言小说，在叙述劳动时莫言就经常对之进行传奇化处理，使劳动叙事绽放出奇异的光彩。
莫言小说中劳动叙事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要算对劳动技艺的传奇化、甚至极致化描写。例如，《红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鳌和杠子伕们在綦家人的苛刻要求时勒紧咽喉、勒断肩颈、用脊背顶起棺材，圆满完成了抬棺过七重门而棺盖上的酒碗不洒出一滴酒的工作。《牛》中的老董只用三分钟、以超越惯性思维的方法和指顾从容的动作让牛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出色地完成了阉牛的工作。《枣木凳子和摩托车》中张小三的父亲能闭眼凭着嗅觉从一大堆杂木里摸出一根枣木。《丰乳肥臀》中，鸟儿韩用弹弓捕鸟，根本没有瞄准就可以把两只在空中交尾的鹧鸪鸟射下来，并精准地落在三姐的脚下。《故乡人事·左镰》中，经过铁匠老韩锤打的生铁像女人手中的面，想揉成什么模样就揉成什么模样。莫言的笔下，劳动者的这些技艺精湛到无以复加，不禁令人惊叹技艺拥有者手艺的高超与神妙！
莫言还常常在看似单调无趣的劳动过程中添加一些奇特的情节，令平凡无奇的劳动过程变得离奇，将劳动过程神秘化、离奇化，从而产生夺人眼目的传奇效果。比如，《红高粱家族》中土匪出身的余占鳌醉酒后无意间向酒瓮里撒尿竟然成就了一瓮美酒品质，又如《四十一炮》和《屠户的女儿》中吹气褪猪毛等，这些劳动过程中出现的超出常规的奇特情节，正是莫言化用民间丰富的劳动经验，并加以超越日常经验的奇异想象，假以奇特的叙述语言呈现出来。他着力表现劳动过程之“奇”，以奇崛的想象力把奇异的劳动情节和真实的劳动景象交织在一起，表现出怪诞的劳动过程。这样的劳动生产过程充满了神秘感和魔幻感，在读者意识中造成奇异的感觉，也就赋予劳动叙事以相当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莫言对劳动叙事进行传奇化处理，这让我们想起中国传统文学中许多传奇化的经典描写。早在战国时期，《庄子·徐无*》以夸张、虚构的手法描述石匠运斤成风的故事，表现石匠手法娴熟、技艺的高超；西汉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以夸张手法写出了项羽“力能扛鼎”的力气超群、技艺突出；元代以后小说中的传奇化更为突出，《水浒传》就以夸张、衬托的手法写出了小李广花荣弦响雁落、箭射红缨，百步穿杨技艺之传奇。闪烁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这些精彩纷呈的经典描写汇成了一条叙事传奇化的艺术长河，让读者通过精彩纷呈的传奇动作、传奇故事、传奇场景来感受文学的动人魅力。从中国文学传奇叙事的传统中汲取了营养的莫言，不仅建立起以传奇化手段让叙事更精彩的创作意识，而且学会以夸张、衬托等手法表现传奇，他的传奇化的劳动叙事因而汇入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并成为其中极为耀眼的一部分。在劳动叙事中，《牛》《四十一炮》《屠户的女儿》等小说突出体现了夸张的叙事手法，而《大风》《我们的七叔》《麻风的儿子》《姑妈的宝刀》《木匠和狗》《枣木凳子摩托车》等小说则强化了衬托手法。但同时，莫言的传奇化劳动叙事也表现出一些特殊的地方使之鲜明地区别于传奇叙事文学传统。在传奇化的劳动叙事中，莫言除了继承传统的夸张、衬托等手法之外，还以超现实主义、陌生化等表现方式和儿童叙事视角的使用集中体现其传奇化手法的创新性与独特性。
我们看到，在《月光斩》中作者写打铁，“老铁匠的小锤便如鸡啄米一样迅疾地敲打下去，迅速无比但又节点分明地砸下去。奇怪的是竟然没有声音。”把原本热闹剧烈的打铁场景写得宁静而沉寂，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将幻相与现实交融在一起，以此处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体现了神秘色彩，传递了大音声稀的精神境界。同时，将民间关于铁匠的新旧传说和打铁血祭充满仪式感的叙事与铁匠打铁高超的技艺、月光斩神奇的功用交织在一起，多层次地表现劳动的传奇性，使打铁劳动富有神秘色彩，并产生陌生化的传奇效果。同样，《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铁匠技艺炉火纯青，“打出的钢钻儿棱角分明，像支削好的铅笔”，《我们的七叔》中，七叔的绝技在于能斧劈苍蝇，可把苍蝇从脊梁正中劈开，莫言以陌生化的劳动效果彰显劳动者技艺的高超。
在对劳动技能的传奇化叙事中，莫言通常以儿童的视角看待成人的劳动，以儿童敏感的直觉感知成人的劳动技能和劳动经验，用儿童的经验表现不被成人所体察的劳动的精妙之处，当娴熟的技能和高超的技艺超越了儿童有限的认知时，他们就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与赞叹，在儿童的眼睛里，劳动场景、劳动技艺显示出神奇、神秘和魔幻，叙事的传奇化得以实现。例如，《牛》中与杜大爷搭班的小孩对老董娴熟阉牛技术的赞美、《麻风的儿子》中“我”对张大力精彩的表演式劳动的渲染、《丰乳肥臀》中上官金童对鸟儿韩绝妙的捕鸟技术的赞叹等等。莫言曾说“我从小就笨，干活儿拖泥带水，纠缠不清，是个劣等的农民”，在对自己劳动才能的否定性认识中表达了对优秀劳动才能的肯定，并将这种赞美升华为对日常经验的超常规的想象，以绝活儿、奇技的方式展示劳动中的特殊才能，呈现出传奇化的劳动叙事。
在源远流长的传奇叙事传统的长期熏染下，莫言拥有了一双发现传奇、捕捉传奇的眼睛，他惊奇地发现“整个高密东北乡的每一个家族都带有传奇性”，他不仅能从家族故事中看见传奇，而且还意识到小时候日常劳动生活中早已接受过文学传奇的启蒙：“我们在地头休息的时候，老人就讲各种各样的传奇、*怪呀，妖狐啦，这些东西后来搞了文学觉得非常有用。”莫言还在青少年就接触过“十七年文学”，从中发现了传奇的因子，而这些关于传奇的熏染、启蒙、影响也在莫言的文学创作中不断显影。莫言小说中的这些创作现象充分说明他对中国文学中的传奇叙事有着一种继承的自觉，甚至“传奇化”已经内化为他创作时的一种潜在意识，因而叙述某些劳动场景、劳动者时他往往对之进行传奇化，从而形成劳动叙事的传奇化。经过他的传奇化处理，劳动呈现出生动、精彩、神奇的一面，强烈地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
当然，莫言小说中之所以出现传奇化的劳动叙事，也源于他对劳动的传奇性的认识。他认为劳动本身就是一种传奇，在农村有像他爷爷一样的劳动奇人。日常生活，包括劳动生活，本身就包含了很多超乎人们想象的东西，比如，超群的劳动技能、丰富的劳动经验、奇异的劳动效果等等。“对劳动的热爱自豪和对技能、知识的信念也是形成传奇情节和传奇人物的重要心理因素。”此外，莫言提到向民间“大踏步地撤退”的创作思想，其实是他善于挖掘民间资源、强化民族意识的自觉反应。在劳动叙事中，他大力继承与发展明清传奇的叙事传统，以志人志怪的角度写出劳动技能的高超，书写深藏于民间的身怀绝技的劳动者。当然，莫言在劳动叙事中对传奇的运用主要不是体现在文体的继承与发展，而是对传奇这一文学资源的转化与利用，以“群像式的民间人物史传组合结构出现”，通过对离奇的劳动过程的书写和夸张的劳动效果展示表达对劳动的赞美。
莫言小说中的这些创作现象充分说明他对中国文学中的传奇叙事有着一种继承的自觉，甚至“传奇化”已经内化为他创作时的一种潜在意识，因而叙述某些劳动场景、劳动者时他往往对之进行传奇化，从而形成劳动叙事的传奇化。经过他的传奇化处理，劳动呈现出生动、精彩、神奇的一面，强烈地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莫言将传奇化的叙事方式引入劳动叙事既是对他自身传奇化写作表现领域的扩展，也表现出他对传奇叙事表现手法的突破与创新，甚至是对传统的反叛。传统的传奇化叙事多是以传奇手法写历史、写感觉等不熟悉的、虚幻的体验和认知，通过不断地想象与夸张产生“无传不奇”的效果以满足读者猎奇的心理需求。而莫言的劳动叙事是把传奇手法引入到熟悉的现实生活，通过劳动技能的传奇化、劳动过程的传奇化和劳动人物的传奇化把日常的、熟悉的生活传奇化，把平凡、现实的劳动神秘化，把劳动的表现形态复杂化，带给我们对劳动的陌生化体验，从而表现生活的传奇化。
二
诗化的“劳动”叙事
小说和诗歌是两种独立的文体，但在中国文学、尤其现代文学传统中，存在小说汲取诗歌因子的现象，产生小说诗化风格的效果。莫言小说中“劳动”叙事的诗化风格通过丰富的意象、诗化的劳动意境和诗化的叙事语言体现，并呈现较强的可感性。其劳动叙事的诗化风格既体现他对中国古典传统诗歌绘画诗意风格的继承，又反映了他对现代诗歌诗意表现方式的选择与运用。
莫言以丰富的意象体现诗化劳动的叙事特征。在劳动叙事中，莫言提供了丰富的意象类型。他一方面通过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典范性的意象来营造劳动意境，以“金*的麦浪”、“青翠的麦苗”等传统意象表现劳动的场景，从而描绘出劳动的画面感。莫言在《司令的女人》中通过“金色的麦浪”描绘丰收在望、即将割麦的劳动画面。莫言尤其偏爱“月亮”这一传统诗歌意象，他写月光下的劳动，例如，《我们的七叔》中人们在月光下割麦、《生死疲劳》中蓝脸在月光下喂牛，他用清幽的月色作为劳动画面的底色，以劳动者劳动的活动点染画面，形成灵动的图景。另一方面，通过现代诗歌的创新意象来摆脱传统意象的羁绊，呈现出别样的劳动画面，例如，他写“密不透风的高粱地”、“悬空的水车”、“晦暗的磨房”等。通过这些意象，莫言传递出对劳动艰辛的观察和体验。
“意境”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范畴，它不仅追求意象的描摹与情感表达的浑然一体，而且强调情感在意境构成中的主导意义。莫言的劳动叙事表现出风格多样的诗化意境。他既呈现出苍凉悲壮的劳动意境，也表现出旷放开朗的劳动意境，还表现哀伤凄冷的劳动意境。在《大风》中，用连续的比喻描绘雾气氤氲的劳动环境，而爷爷悲壮而苍凉的歌子作为画外之音延展劳动画面的表现空间，隐藏在爷爷古老曲调中对人生苦难的豁达心境和坚韧而执着的化解困难的勇气赋予劳动之“象”以情感，莫言以虚实相生的方式、通过“我”由此激发的新奇惶惑的情绪营造出悲壮、神秘而苍凉的劳动意境。莫言有时也通过融情于景的方式创设明快的劳动意境。例如，《司令的女人》《我们的七叔》写到麦收时，莫言把收获的喜悦、劳动的自豪和享受劳动的快乐融入割麦的劳动场景之中，他将按捺不住的兴奋与火热的劳动浑然融合，诗歌的意境在此间生成。而《石磨》和《丰乳肥臀》则用现代诗歌的蒙太奇手法，以意象的叠印与组合的方式体现了诗歌意境生成的反惯性。
中国传统诗歌强调韵律的和谐与句式节奏的灵动，莫言用跳跃的思维、排比的句式表现劳动，呈现出诗化叙事的音乐律动性。在书写劳动时，他以长短句式交替、循环往复的方式体现诗化的韵律感，以“不是……而是……”、“一……就……”等相同结构关系的复句重复使用，造成韵律上的回环美，带来灵动的节奏感。尤其在每一句末尾相同的韵脚使语言有了规整的声韵，让文本在形式上极具有诗意。例如，在《司令的女人》中写到劳动过程中的放松与自由状态，“我感到我根本不是在割麦而是在大海里游泳，一举手就激起一串浪花；我感到我不是在游泳而是在腾空，一挥臂就割下一片朝霞”，莫言建构了天空、大地、海洋三位一体的宽阔世界，任由“我”的生命感觉在其中驰骋，莫言写出了艰苦的劳动中劳动者沉浸其中的精神享受和灵*的升华，实现了生理体验和心理感受的转换。莫言在书写劳动时也用整齐的句式、语义上的对用体现诗歌的形式美。
莫言“劳动”叙事的“诗化”不仅体现在叙事方式上，也在叙事对象的选择上独具匠心。一方面，莫言从劳动生活中找到诗意，并以富有诗性和诗情的语言对劳动进行诗化的描写，在动态的劳动过程和高超的劳动技能中发现诗意，其小说呈现超越尘俗而又面向生活的诗意。在其“劳动”叙事中，简单、单调、苍白的劳动过程成为表达诗意的重要载体，莫言从枯燥的割麦、打铁、磨面、修路、浇水、捕虾等劳动活动中发现了诗意的美感。例如，在《爱情故事》中写踩水车的劳动：“水车凌空架在池塘上，像一个水上亭阁。小弟和郭三老汉脚踩着颤悠悠的木板，每人抓住一个水车的铁柄，你上我下，吱吱扭扭不停地车着水”，《夜渔》中九叔带着“我”在皎洁月光下拿蟹子的过程“九叔专注地吹着树叶，身体沐在愈发皎洁的月光里，宛若用冰雕成的一尊像”，莫言从客观的劳动活动中挖掘诗意，在客观的劳动状态中寻求诗意的栖居地，是对劳动本身的诗化，从这一点看，其诗化劳动是对现代文学中诗意客观化的继承。另一方面，莫言将诗意范围扩大，特别偏爱在劳动体验中寄托诗意，在带有强烈主观体验的感受中表现诗化特点。具体而言，莫言把劳动看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诗化地表现沉浸式的劳动体验。在《我们的七叔》《麻风的儿子》中写割麦是农村最沉重的活儿，劳动者身体是痛苦的，但对于劳动者而言，麦收像盛大的节日，其沉浸在劳动的愉悦之中，享受劳动带来的超越身体痛苦的劳动体验。莫言曾经说过，“我们本身也没有感到生活有多么痛苦，所以即使我在小说里写痛苦，但里面还是有一种狂欢的热闹的精神”，所以，莫言在写农村的艰苦劳动时，有意识地滤去了在我们看来在劳动中必然存在的身体的疲惫、艰辛，仍然能够用诗化的方式表现沉浸式的劳动体验。
更可贵的是，莫言不回避和不隐匿农村劳动的苦难，又以诗化的方式表现超越苦难的劳动体验。莫言直面劳动的痛苦，在劳动的苦难中找到诗意，以诗化的方式写劳动中的苦难并超越劳动的痛苦，他把对人生的深入思考和对生命意义的超越同时结合了起来。《大风》中隐忍乐观的硬汉爷爷本已“交权”，但因“我父亲的病故，而重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率领母亲和“我”度过艰难的岁月。作为村里数一数二的庄稼人，爷爷推车打担、使锄耍镰都是好手。风烛残年的爷爷迎着狂风拉车前行，“爷爷双手攥着车把，脊背绷得像一张弓。他的双腿像钉子一样钉在堤上，腿上的肌肉像树根一样条条棱棱地凸起来。风把车子半干不湿的茅草揪出来，扬起来，小车在哆嗦。”通过连续三个鲜活的比喻，莫言把动态的拉车劳动转化为静态的画面，用凝固的画面把内心壮丽奋勇的硬汉爷爷形象呈现出来。而对风卷茅草、小车随风颤抖的动态描写，莫言更是赋予了风、小车以灵性，让原本黯淡平常的物理现象具有了生命的活力，跳跃而灵动。整个画面体现了诗歌意境的动静结合之美，显示出苍凉悲壮之美，莫言也正是通过这种超越苦难的诗化叙事升华了对爷爷这样普通劳动者的赞美。在《生死疲劳》中，莫言以清幽的月夜、孤独的蓝脸、青色的石磨和重复的机械劳动动作营造了诗化的冷峻意境，在诗意的月色里以单调的劳动写出了劳动者压抑已久的情感和无处言说的苦闷。莫言以诗化的方式表现蓝脸在压抑的生存环境中超越苦难的个体劳动，以劳动稀释个体的孤独感，烘托式地呈现了蓝脸对自由精神的孜孜追求精神。
莫言的诗化劳动叙事继承了把现实生活诗意化的文化传统，在叙事方式上通过意象选择、意境结构方式、韵律表现方式等体现诗化特点。莫言不仅从客观的劳动过程和劳动技巧中发现诗意，而且在主观的劳动感受中表现诗意的劳动美，以诗化的方式表现沉浸式的劳动体验和超越苦难的劳动体验，从看不见的美中找到诗意的美感。莫言的诗化劳动叙事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小说诗化叙事的表现形态和表现领域。同时，莫言诗化的劳动叙事使劳动叙事成为农村叙事中有意义、生动的元素，是对农村小说的发展，也是对诗化小说的发展。
莫言以传奇化和诗化的叙事方式开展“劳动”叙事，体现了他对传奇化和诗化叙事传统的传承。其在传奇化和诗化的叙事过程中，引入现代主义的创作方式表现劳动的传奇性、现代诗歌的创新意象和意境生成方式表现诗意，又是他对传奇化和诗化叙事方式的新探索。面对在文学作品中多次以“苦难”、“艰辛”为主色调呈现的“劳动”，莫言却能写出它的传奇性和诗意，表达了他体验苦难而又超越苦难的生命意识，歌颂了强大的生命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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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当代文坛》年第1期，感谢作者周文慧副教授授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