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疗白癜风 http://www.txbyjgh.com/繁荣的经济
明代的世界工厂
明代人口和产业是什么样的情况？
社会经济的繁荣离不开人口的支撑，尤其在近年来社会逐渐进入老龄化的今天，我们愈发有感于此。对明朝而言，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所有学者都认为，明代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人口增长了1倍或更多。在结束了17世纪中期的危机之后，中国重新开始了新一轮的人口增长、城市化和生产增长。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冈德.弗兰克在综合了各种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国人口的估计是：年为1.25亿（保守估计为1亿）,年为2.7亿（保守估计为2.07亿）,年为3.45亿（保守估计为3.15亿）。在这3个世纪里，中国人口翻了3番，远远高于欧洲的人口增长速度。
▼中国人口变迁概图▼
AsiaforEducators-ColumbiaUniversity
在17世纪初的明代晚期出现了一些大城市（虽然年前的宋代已经如此），如南京的人口达到万，北京的人口超过60万。到年，广州与邻近的佛山加起来有万居民，其数量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城市人口的总和。中国的生产和人口增长得益于西属美洲和日本白银的进口。当然，这种增长首先得益于引进早熟水稻并因此而有一年两季的收成，其次得益于引进美洲的玉米和红薯，从而使可耕地面积与粮食收成都有所增长。
在这样的背景下，伴随而来的是发达的商品经济的生产的发展。王国斌对中国的农业、商业和工业的扩张做了一个总结：
有关经济作物、手工业和贸易增长的基本情况，在中国和日本的文献中有很好的描述……最引人注目的是邻近上海的长江下游地区棉织业和丝织业的发展。这两个主要手工业部门和水稻及其他经济作物的发展，创造了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经济。长江中上游的安徽、江西和湖北，尤其是湖南和四川等省份出产的稻米顺流而下运往这个地区，供应当地居民。由于市场的扩展把越来越多的地区联系起来，这些省份的部分地区也开始种植经济作物和发展相关的手工业，如棉花、靛青、烟草、陶瓷和纸张。市场的扩展在长江一带表现得最明显，但并不限于这一广大地区。在中国南部和东南部的一些地区，经济作物和手工业也得到了发展。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出产甘蔗、水果、蚕丝、棉花、五金器具、香油以及桐油。在东南沿海一带，16世纪的外贸活动刺激了茶叶和蔗糖等经济作物的生产。
▼明清时期的商船，适合在沿海地区灵活行驶使用▼
FactsandDetails
岭南地区尤其是广东和广西以及福建，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外贸尤其是换取白银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刺激了这些省份经济的发展。有一位总督说，每年有上千艘大船出入广东。这或许是夸大之词。但是，有一位英国船长也说，年，在广州海面上有0艘大小船只。在这样大规模的发展商品作物和产业的情况下，直接从事粮食农业的人手和土地都产生了不足，大米供应的短缺是不可避免的。18世纪初，经济作物（包括甘蔗，一度还有棉花）的种植占用了广东一半的耕地，广东只能生产出自身所需大米的一半。因此，需要从外面（包括东南亚）输入的大米的总量越来越大。因此，如果当时的中国没有来自外界世界的体系化的大规模资源和贸易交流，这一模式是不可能维持的。
明代中国商品出口到何处？
我们都知道，中国出口丝绸、瓷器和水银，在年以后还出口茶叶。但是，中国也是锌以及铜镍合金的产地，这两种东西在其他国家也被当作铸币的合金原料。当时有一个名叫波特洛（Botero）的人指出：“从中国输出的丝绸数量几乎超出人们的想象。每年有0英担丝绸从这里输出到葡属印度群岛和菲律宾。它们装满了15艘大船。输往日本的丝绸不计其数……”
明代中国实际上垄断着世界市场上的陶瓷。不过，80%的瓷器出口是输往亚洲的，其中20%输往日本。输往欧洲的瓷器在数量上仅占16%，但都是优质产品，其价值高达中国瓷器出口总额的50%。然而，明、清王朝的更迭使得年以后的瓷器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但是从年到年这段时期，盘踞福建的郑氏家族依然效忠于明朝，几乎完全控制了已经大大萎缩的出口贸易。萎缩了的瓷器出口贸易持续到年。在此之后，这种贸易的数量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其市场份额也有所恢复。
▼郑成功集团在明末清初对东南沿海的贸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控制，继续进行海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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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日本和年以后越南的东京(越南北部大部分地区的旧称)也成为重要出口地。简略地说，东京也向荷兰人供应丝绸，荷兰人再把丝绸运往日本换取白银。中国也向巴达维亚(荷兰殖民时期印尼首都雅加达的旧称)输出丝绸，从那里与孟加拉丝绸一起转口到日本。反之，中国进口印度的棉织品（其中一部分则转手再出口），东南亚的香料、檀香木及造船木料或船只，以及其他地区的白银。与此同时，中国也生产大量的棉织品，主要供自身消费，也有一部分出口到欧洲。据17世纪晚期抵达上海的耶稣会传教士估计，仅此一地就有20万织布工人和60万提供纱线的纺纱工人。
对朝贡贸易体系的误解
不仅如此，长期以来，很多人对朝贡体系也有着误解，认为朝贡是一种中华帝国亏本倒贴买面子的冤大头行为，实际上完全不是如此。但当时的中国朝廷基本上是务实的，因为外国人都不得不为了换取中国认为便宜的出口货物而倾其所有地支付给中国大量珍贵的白银，使白银每年源源不断地被运往中国。根据不同“朝贡国”的地理等级，并明确规定了它们各自的不同进出口岸。在这种等级中，首先是北方的朝鲜和日本，然后是东南亚的各个地区和西方的印度，最后是葡萄牙与荷兰。
▼这是一面年日本明朝之间的贸易船旗帜，上面有三名明朝商人的签名，用以为来年抵达日本下关时作为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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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中央之国”的天朝乃是天下的中心，但中国人也讲究实际和实用，承认商业贸易以及其他相似活动乃是一种他们称作“朝贡”的方式，即其他人不得不交付给他们某种东西。这些支付并没有改变它们的基本职能，但是在思想观念上被称作“朝贡”。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朝贡”。
明清中国为何成为世界白银秘窖
有多少白银
为什么明清时期要大量采用和接受白银
伴随中国繁荣经济和对外贸易而展开的是以中国为中心扩张至全球的诸多贸易网络。而这对于世界，尤其是欧洲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正如被弗林和吉拉尔德兹强调的重要因素，就是中国作为世界白银生产的终极“秘窖”的地位和作用。当然，这两个因素的相互关联在于，直到19世纪中期，中国长期保持的出口顺差主要是通过外国人用白银偿付来解决的。
然而，中国对白银的吸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明朝政府抛弃了元朝乃至更早的宋朝部分使用纸币的政策。这是因为在发生危机时，滥印纸币总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后果。明朝政府先是停止了纸币的印制，接着又停止了纸币的使用，从而完全使用铜钱和银锭。另外，货币税收的份额越来越大，最终演变成完全用白银交纳的“一条鞭法(著名的张居正改革)”的税制。正是中国对白银的公共需求、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和生产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出口顺差，导致了对世界白银的巨大需求，并造成了世界白银价格的上涨。
▼一条鞭法示意图▼
因此，弗林和吉拉尔德兹说：“如果没有近代早期中国向以白银为基础的社会的转变，欧洲和中国就不会有同样的‘价格革命’，也不会出现一个西班牙帝国（靠出售在南美和中美洲开采的白银而得以生存）。”这种说法并非耸人听闻。事实的确如此，正如弗兰克论证的，中国的海量强大商品生产足以使之控制住通货膨胀。
明清时期白银如何围绕中国在世界流动
前文多次提到了白银是明时期最重要的货币，以中国为核心，围绕白银的生产，出口和交换，直接和间接的构成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贸易体系。正如汉斯·布罗埃尔（HansBreuer）年的的著作《最先抵达美洲的是中国人》中所分析的:“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可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因此，正如印度总是短缺白银，中国则是最重要的白银净进口国，用进口美洲白银来满足自身的通货需求。美洲白银或者通过欧洲、西亚、印度和东南亚输入中国，或者用从阿卡普尔科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往中国。中国也从日本获得大量的银和铜，并通过中亚的内陆贸易获得一些银和铜。
▼水浒传的真正成书时间是在明朝早期，因此书中经常看到好汉们用银子结账的场景也是非常契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了▼
中国既进口黄金，也出口黄金，这取决于黄金、白银和铜之间比价的变动情况（比如在日本这种情况尤其明显，曾经日本的金银价格比要比欧洲低许多，因此葡萄牙人就在日本大量用白银购买黄金，导致黄金大量从日本流出）。总体来看，在许多个世纪里，白银是向东流动的（除了从日本向西流动和从阿卡普尔科通过马尼拉向西流动），黄金则通过陆路和海路向西流动。有些向东流动的黄金也流向欧洲。
▼西班牙银元，又叫“佛洋”，西班牙在占领了中南美洲后殖民制造的银元，并大量流入中国，本图是年腓力五世时期的8里亚尔，在与中国进行贸易时往往直接按白银称重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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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获得和使用了世界白银供给中的一个十分巨大的份额。大量白银来自日本，有一些白银是从太平洋上经马尼拉而获得的，有一些是从美洲经欧洲、黎凡特、西亚、南亚和东南亚转运到中国的，也有一些是直接或间接从中亚获得的。根据里德的不完全估计，欧洲商人供应的白银在年到年间占中国白银进口量的大约14%，在年到年间占10%，在17世纪60年代占40%。肖努曾经估计，美洲白银的三分之一最终流入中国，另有三分之一流入印度和奥斯曼帝国。魏斐德认为，可能有一半美洲白银最终流入中国。
▼17-19世纪的世界白银流向▼
白银资本：重视全球化下的东方
因此，在年之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最终从欧洲和日本获得了将近4.8万吨白银，可能还通过马尼拉获得了1万吨甚至更多的白银，另外还从亚洲大陆上的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以及中国自身获得一些白银。这些加起来，中国共获得了约6万吨白银，占全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自年起为12万吨，自年起为13.7万吨）的一半左右。
这相当准确地反映了一种基本现实：整个多边贸易平衡体系（包括印度和东南亚）因逊于中国的产业优势而扮演的辅助角色，起了一种磁石的作用，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直到18世纪，这些商业交易的白银结算（也可以称作“朝贡”），这种中国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西亚、欧洲及欧洲的经济殖民地之间以及这些地区之间的中心-边陲关系，在世界经济中起了一种决定性作用。正是在这样一个联系了几大洲的贸易流通体系内，全世界的白银几乎都在流向中国，以平衡中国几乎永远保持着的出口顺差。
欧洲人在这一体系中发挥什么作用，白银从哪儿来？
在世界经济的结构中，有四个主要地区长期保持着商品贸易的逆差，它们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前两个地区靠生产出口的白银来平衡它们长期的贸易逆差，非洲则出口黄金和奴隶。从经济角度看，这三个地区都生产世界经济中的其他地区所需的“商品”。第四个贸易逆差地区，即欧洲，本身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以出口来平衡其长期贸易逆差的商品。欧洲在平衡这种逆差时，主要是靠“经营”其他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从非洲出口到美洲，从美洲出口到亚洲，从亚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欧洲人能向东方销售的产品很少，因此主要通过参与亚洲经济本身的“境内贸易”来谋取利润，这种贸易又被称之为“港脚贸易（countrytrade）”。
因此，欧洲的利润主要来自在众多市场之间，尤其是在整个世界经济范围内进行金银、货币和商品的多边交易。过去，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或它的商人）能够同时在所有的市场中开展活动，或者说能够把自己在这些市场之间的活动组织成这样一种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连贯系统。欧洲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他们控制了巨大的金银供给来源：尤其是来自殖民地如中南美洲的白银和其他贵金属产出。他们的海上能力长期以来是一个很小的非决定性因素；而且他们的帝国的或私人的商业公司在组织上也与竞争对手没有什么两样。
▼墨西哥独立后铸造的银币，又叫“鹰洋”，清代中晚期开始大量流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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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欧洲人所做的就是在亚洲各国的黄金和白银的兑换差价之间套利，以及在某些贸易往来（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往来）中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但是，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至少在从年到年的这三个世纪中，欧洲所能生产和出口的最重要的商品（实际上是唯一的商品）就是金银——而它是依赖在美洲的殖民地才实现这一点的。
▼殖民主义带来的广大市场、原料来源地和对于提升生产的迫切需求，以及列强间的争霸才是西方得以完成提前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性因素，这一话题可结合东方为何衰落来另开一文▼
CambridgeEncyclopediaofAnthropology
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欧洲当时并不是向世界经济的其他地区出口产品的主要产业中心。实际上，由于欧洲没有能力出口金银以外的商品，遂导致了长期的支付赤字，从而也导致了金银不断地从欧洲流向亚洲。只有用欧洲在美洲的殖民主义势力范围才能解释欧洲为什么在世界经济中还能生存，如果没有美洲殖民地，欧洲就无法弥补它与亚洲的商品贸易的巨大赤字。
即便如此，欧洲也从来没有足够的金钱来实现贫穷可怜的欧洲人的梦想，因为正如一名荷兰商人在年向国内通报的：“我们不是没有找到商品……而是我们没有造出购买它们所需的金钱。”（Braudel:）这个问题直到18世纪末尤其到19世纪才得以解决，此时金钱的流向终于颠倒过来，从东方流向西方了。
欧洲中心主义之外
重新认识东方
正是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曾经中国的巨大经济实力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并且，更应认识到，那时候的中国绝不是一个自成一体，闭门自关的所谓“农耕帝国”。也正如弗兰克等人所提出的，经济全球化和链接几大洲的资本贸易体系绝不应推迟至哥伦布发现美洲和工业革命后，弗林和吉拉尔德兹认为，应该在世界白银贸易中“给中国（及其东亚朝贡体系）保留一个中心位置”，因为这一体系大概涵盖了世界上五分之二的人口。
弗林和吉拉尔德兹在另一篇文章里进一步指出：“我们把白银看作全球贸易兴起的一个关键性动力，”因此，“我们认为，明代中国的新货币财政体制的出现，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背景下……近代早期全球贸易的推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事实确实如此。但是，如果没有一种现成有效的供给（白银来源），中国（或其他国家）对白银的渴求在那时（至今也一样）不可能转化为对白银或货币的需求。有了这种供给，那些能够用白银或其他货币支付的人才会有需求。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的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具有高产出、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因此中国能够有效地提供这种商品供给。
▼我们需要重新认知世界体系、全球化以及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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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早就已经开始的一件重要事实，只不过在市场计算机化的时代变得更明显罢了……我们必须得出结论，重大的变化只是涉及一体化形式的转变，而不是通常所说的一体化本身的出现……世界历史不应被说成是一种从地方封闭状态向世界日益一体化和同质化发展的历程。
因此，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做出更强有力的证明：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哥伦布以及在他之后直到亚当·斯密的许多欧洲人都清楚这一点。只是到了19世纪，欧洲人才根据新的欧洲中心论观念，名副其实地“改写”了这段历史。正如布罗代尔指出的，欧洲发明了历史学家，然后充分地利用了他们对各自利益的追求，而不是让他们追求准确或客观的历史。
文献来源：冈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