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不管现在人们如何看待港脚商人的活动，“比尔和马格尼亚克”等洋行的成员在当时远不是马礼逊所描述的流氓。
在当时的社会情形下，他们的生意是备受尊敬的事业。托马斯·比尔（ThomasBeale)于年接替哥哥丹尼尔成为普鲁士领事，他是当时澳门最享有盛名的人物之一，因其正直的品格而广受尊敬，几乎每个人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他做生意。
由如此可靠的人处理私人鸦片交易是非常方便的。在两个贸易季间的时段，他扮演着银行家的角色，向“抚恤金领取人”发放少量汇款。美国商人和通事威廉·亨特（WilliamC.Hunter)在晚年时曾如此形容比尔：“他是完全意义上的老派代表人物之----气宇轩昂，略显庄重，行为举止高雅得。
他拥有最精美的旧式葡萄牙宅邸，它被高墙环绕，位于一条狭窄的街道，这条街道被命名为比尔巷（BealesLane)。”他的花园是这座城市的一大名胜，他还养了很多珍稀鸟类。
在所有港脚商号中，他的商号是最具代表性、意义最为重大的，该商号与众多代理机构保持着良好关系，其绝大部分客户来自加尔各答、伦敦、孟买和与中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有贸易往来的其他城市。
他的商号经营的货物同其他地位较为稳固的港脚商号没什么区别：印度的棉花、檀香木、锡和胡椒是其主要进口物，中国的茶叶和丝绸是其主要出口物。这些是商号的合法贸易。那么，不合法的又有哪些呢？
在拿破仑战争期间，鸦片约占港脚贸易总进口量的八分之一。在加尔各答的拍卖会上，鸦片的销售为孟加拉地区提供了七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但在广州，不管从售出商品的总价值还是从销量看，鸦片都远不及印度棉花，也不及英国羊毛织品。然而靠着“坚持不懈的努力”，东印度公司最终在广州发现了一个经济市场。
因此，鸦片作为一种挣取白银的有价商品，对于东印度公司已不再不可或缺，对于美国也不再必不可少。如果此时中国人能够应格执行禁烟政策，孟买的收入就将遭受损失。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出口量虽会有所下降，但其下降幅度不会像之前那样大。事实上，羊毛织品、棉花和鸦片贸易发展势头良好，贸易的天平开始向另一端倾斜。这个时候，请别忘了北京，白银正在流出中国。
在不断扩大的珠江上的交易或其他类似的贸易中，白银问题其实无非就是贸易量与有限空间的较量。广州所有的外国商馆和许多澳门的商行都有地下室，洋泾浜英语将其称作godown(意为仓库），它由巨大的花岗岩砌成，装有大型铁门，用来贮存白银。
随着英国棉花、毛织品和鸦片等贸易的改善，外国人获得的白银不断增多。在白银需要更多贮藏空间的情形下，由于在广州要求得到更多土地在地理学层面是行不通的，因此将部分白银运离广州外国商馆狭窄的仓库环境并输出到加尔各答或其他地方变得很有必要。
考虑到葡萄牙人在澳门居住的特殊情况，再加上澳门一贯以通过向中国人报告违规行为来维护自身利益而闻名，人们并不认为澳门是一个存放巨额白银的安全之地。
历史的焦点已转移到港脚商人的鸦片进口上。在当时盛行的中国经济理论的语境之中，输出白银是更为重要的话题。东印度公司和港脚商人知道，他们应使用与进口鸦片同样顺畅的航线，来确保每一艘离开中国的商船都载满白银。在多年的对外贸易中，正是这一认知第一次引起了中国官员的担忧。
中国历史已经给出了许多自发运动的例子，作为其中之一的中国人海外移民大潮正在同期发生。正如英国因“强卖”鸦片到中国而遭到唾弃，澳门及葡萄牙人在19世纪余下的时间里因推动中国奴隶贸易而饱受来自世界各地的批评。
实际上，中国人蜂拥至澳门也引发了随后几次的移民大潮，人们对外国商船舱位的需求势不可挡。中国人成百上千地涌入澳门，到19世纪末又成千上万地涌人。已经没有多余的房子可以用来安置他们，但他们拒绝回到自己的故土。
葡萄牙人夹在他们中间，恳求他们回家，向他们描述其将要面临的船上的可怕处境，但是不管怎样，他们都能使出浑身解数在船上找到一个位子。
19世纪末被普遍形容为奴隶贸易的时期，但这种说法并非完全准确，虽然将中国人运往国外的方法（被各国外国人使用）是很成问题的。事实上，中国人为了“免费”搭上条件恶劣、极度拥挤、令人窒息的商船，宁愿拼上自己的生命。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为前往一个支持移民的国家而丢掉性命，这些国家的种植园主和雇主们愿意为其支付“路费”，其结果是他们免费做苦役，直到能够抵销路费。许多雇主在种植园里为他们提供鸦片，以此确保他们永远无法还清债务，如此一来，他们在余生中只能一直提供免费劳动。
然而中国人极具适应能力，如今东南亚的中国人就是这群人的后代，他们毕业于哈佛和剑桥，成为律师公会的成员。但那个时候又有谁会相信这件事呢？
东印度公司对这一问题处理得还不错：即使有强烈的客舱需求，他们也决不执行这种移民方式。当中国移民乘坐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远行时，公司船只通常会应英国政府的要求在英国殖民地停留。
提出要求的殖民地政府提前支付了船费，移民们在上船前就已经收到了工资。爪哇岛和马来半岛是最受欢迎的移民地点，但是中国人的移民目的地范围很广，甚至包括像特立尼达岛（Trinidad)和圣赫勒拿岛等遥远之地。事实上到处都需要中国劳力，因为他们比当地居民更加稳定可靠。
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一事使该岛总督哈德逊·洛（HudsonLowe)爵士紧急致信广州，要求“特选委员会”用最近一班可用之船再为他输送名中国人。
中国人宇宙观秩序中的基本禁忌被打破了，劳动力和白银正在流出中国，中国从未面对过如此迫在眉睫的危机。
年，两广总督出乎意料地抓捕了几名贩卖鸦片的中国商人，并下令搜查所有进入黄埔与澳门的船只。鸦片市场跌入谷底，鸦片贸易完全停滞。所有人都受到波及，包括贩卖士麦那鸦片的美国人及贩卖白皮土的葡萄牙人。
东印度公司按照惯例在鸦片销售之前发行了信用汇票，之后却发现有超过百万银圆需要兑现，紧跟着的针对债权方的诉讼持续了15年之久。
中国人第一次采取了禁止鸦片贸易的严厉措施。它向人们表明，一旦中国人选择执行自己的律法，鸦片贸易就将陷入混乱的境地。造成第一次鸦片危机的直接原因并不为人所知，但中国人采取的武力措施（它们包括为守住鸦片前往伶仃洋的进路，在珠江口的大屿山新建三座炮台并派驻人手）表明，他们原本就打算禁止鸦片贸易。
结果，这些炮台从未被重用，其他的限制措施也没有被持续实行下去。它们被证明只是小打小闹，中国人真正需要的是一场运动。事态在几周内就恢复正常，这种状态差不多持续到了年。这一年，一系列的偶然事件促成了中国对外贸易历史上更令人激动的一件事。
年的贸易季以一起典型的凶杀案为开端，这一次美国人牵涉其中。一位西西里裔的美国海员与一名卖水果的广州女疍民在船舷发生口角。该妇女固执地讨价还价，在海员不愿再做该笔生意的时候拒绝将船划开。
于是海员向她扔了一个橄榄罐，罐子击中了她的脑部，她向后倒去，坠海溺毙。中国人要求美方交出这名海员，美国人拒绝了。与他们交易的行商旗下的安保人员与通事都被关进监狱。美国人仍不妥协，于是所有贸易都被停止。
美国人没有像东印度公司那样的大型国家公司的支持，他们对自身缺乏信心，对中国这次的强硬回应感到仓皇失措。美国商人大多是季节性的贸易商，只有一两名个体商人定居中国，他们了解的关于在华贸易的背景知识远少于英国人，“休斯夫人”号这个名字对于他们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他们毕恭毕敬地交出了这名海员。中国人私下里对他进行了审问并处以绞刑，美国人接受了这一结果，美国领事和民众都没有提出任何形式的抗议。
